英国《经济学人》8月5日刊发长篇评论文章，深入分析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的城市发展路径，称“合肥模式”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并为中国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实践范例，剖析了合肥模式成功的关键要素，园小链选取该文章以及相关分析供参考。

英国《经济学人》：“合肥模式”的关键要素

过去十多年，量子计算从无到有，实现迅速崛起。众多尖端高科技企业汇聚“量子大道”，密度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其中，数十家企业深耕量子计算，已经具备最先进的产业化成果。然而，十几年前，这块区域还是一片农田，农用机械是这里最先进的设备。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关注度不高的地方：安徽省省会——合肥。

合肥近年来持续创造经济奇迹。这座拥有960多万人口的内陆城市，从 2012 年到 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8%，其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中国城市平均水平。

合肥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业内所称的“合肥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投资与企业发展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运作模式。该模式成功培育了高端制造、电动汽车、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2年，合肥市战新产业占比突破56%，而十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27%。正如来自合肥本地的摩根士丹利经济师邢自强所说，当地政府成功让产业政策与民营企业产生碰撞，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

“合肥模式”精准诠释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未来的宏观规划。合肥的科技进步，响应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工业革命4.0”的号召，摆脱了以廉价工业品和负债型房地产为特征的“低质量增长”模式，转而追求以全新产业及供应链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这对于错失互联网风口的内陆省份来说，颇具吸引力。

全球LCD显示龙头企业京东方、全球发展最快的新能源车企蔚来、中国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领域的龙头企业科大讯飞，都坐落于合肥。

外资企业同样看重合肥的办事效率。多年前，德国大众在合肥开始建设制造基地。今年年初，大众宣布加码10亿欧元在合肥成立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对于产业巨头而言，尤其是知名跨国企业，云集在一座非沿海城市，实属罕见。其他内陆城市很难像合肥一样，汇聚这么多人才、物流和供应链企业来支撑城市发展。但正如大众中国CEO贝瑞德所说，合肥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做到了。

合肥的成功激起了不少人的好奇。许多地区的政府代表团接踵而至，希望学到成功经验并带回去。合肥市国有投资集团的一位职员说，公司下个月的接待日程已满。对他们而言，了解“合肥模式”无需花费太长时间。

“合肥模式”的第一大要素是汇聚高素质人才，激发创业活力。合肥是内陆城市，远离上海约470公里，错过了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地区的爆发增长期。但合肥距离周边发达城市不远，深受其影响，正如当地人的说法，逐渐形成了一种“落后，而又不甘落后”的品性。当年，中国科大搬离北京，曾接触好几个城市，最终于1970年选择落户合肥。如今的中国科大再度跃升为全球科学中心，教育配套体系也随之蓬勃发展，为合肥回馈了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合肥因而成为先进技术的中心：中国科大拥有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聚变能反应堆；合肥一家医院早在2015年就开始用基因编辑工具（CRISPR）开展试验。此后，生命科学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合肥模式”的第二大要素是促进人才流动。合肥市政府经常从当地高校的理工科学院招揽人才，同时鼓励政府、高校与企业进行人员交流，建立联络与互信。例如，一位干部可以既在政府任职，还可在中国科大帮助科研人员确定更具市场前景的专利。当地的企业家表示，合肥的干部上上下下都懂产业。

“合肥模式”的第三大要素是实行“链长制”。合肥市聚焦半导体、新能源汽车、量子科学、生物技术等12个重点产业，建立产业集群，每个集群都由负责该产业发展整体规划的政府官员担任“链长”。例如，2020年，合肥市委书记担任集成电路产业链链长，市长担任显示产业链链长。在“链长制”下，龙头企业担任政府指定的“链主”，负责与“链长”协同合作，了解政策导向后分享给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除此之外，东亚前海证券研究团队发布报告指出，企业和政府官员可借助该渠道讨论国有资产分配、材料来源与供应链潜在瓶颈等问题。当地一家量子计算企业管理层称，政府在投资一家新公司前，政府会咨询产业链所有成员，研判新公司如何融入产业链。一位刚在合肥创业的年轻企业家称，想进入这些产业集群不容易，但是一旦进入，链内企业不会自相残杀，竞争的焦点反而是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同行。

“合肥模式”的第四大要素是科学规划国有资本，选择将国有资本投入到其认为最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因此，合肥被称为最佳“政府投行”——依托三大国资平台进行投资，每个平台都有数百个庞大的投资组合。

国有资本投资为合肥市政府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力。在庞大供应链体系中，京东方和蔚来这样的企业都处于中心位置，中小企业更愿意搬到合肥，离大企业更近些。虽然大多数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但如果符合政府的产业规划，就有可能拿到政府投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少量的国资平台串联起整个供应链。

合肥的国资平台为何能独树一帜？这除了与城市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有关，“链长制”的一环扣一环也确保了国资平台受到行业指导。同时，合肥的国资平台也敢于出手。2008年，合肥市政府投入52亿美元引入京东方。这对合肥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为了筹措资金，合肥甚至缓建地铁。当时，液晶显示行业由韩国和日本主导，有观点认为中国需要好几年才能和日韩一较高下。然后，京东方最终在合肥落子数家工厂，引领全球行业发展。2020年，蔚来濒临破产时，合肥市政府向“蔚来”输血50亿元人民币，让蔚来中国总部和一些生产基地落户合肥。从命悬一线到股价飙升，蔚来仅用了不到两年。据彭博社报道，该项投资回报率高达5.5倍。2019年至2021年，京东方和蔚来背后的合肥建投每年至少获得50亿元的投资收入。

“合肥模式”绝不能止步于合肥，“量子大道”决不能仅有一条，规模较小的城市必须在电动汽车、太阳能和芯片等主导产业里培育出大企业。

但是，一个城市的试点往往为整个国家提供了样板。例如，“深圳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开创了中国劳动力与外资结合的先河，将华南地区变成了世界工厂。同一时期，“温州模式”表明有了全国各地跑生意的温州人，家庭作坊也能成功。“合肥模式”能否被复制？中国有几个内陆城市具备类似的先天条件，例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强大的产业基础，或许可以一试。

02“合肥模式”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中国正通过促进新兴产业及其供应链发展，迈上高质量发展道路。当年“深圳模式”曾开创引入外资的先河，使中国南方成为世界工厂，而“合肥模式”有望在未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发展模板，通过复制合肥的投资策略，带动新一轮城市经济提升。

应该说，英媒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所谓“合肥模式”，但对其定义和由来并没有完全说清楚。

今天，投融圈提到的“合肥模式”是指合肥市政府近年来，以尊重市场规则和产业发展规律为前提，以资本纽带、股权纽带为突破口和切入点，通过国资平台直接投资或参与组建各类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服务于地方招商引资，实现了战新产业蓬勃发展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双赢。因此被国务院国资委誉为“合肥模式”后，就此扬名。

最早的故事，其实源自合肥市政府“砸锅卖铁”也要投资的京东方项目。

2008年，合肥市政府拿出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引进当时亏损超过10亿元的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一举打破国内新型显示器严重依赖进口的窘境。

由于合肥市在实际操作中成功吸引60亿元社会资金，最终政府仅出资30亿元便完成了投资目标。

合肥京东方项目总投资约478亿元，目前已完全退出244亿元，退出部分的盈利高达231亿元，成功形成地方政府资金引导、战略投资者推动、社会资金共同参与的产业投资新路径。

在此期间，按照“主业相同、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优势互补”的原则，为优化资源资产与股权配置，合肥市政府先后成立了建投集团、产投集团、兴泰控股三大市属投资运营平台公司，实现错位分工、上下协同的效应。

其中，建投、产投定位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分别对口合肥提出的“顶天立地”大项目投资，以及科技创新孵化培育项目投资；兴泰控股谋划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进行战略资本运作。

聚焦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是合肥建投与合肥产投重点关注的领域，同时也是作为国资品牌的重要使命。

2016年，合肥产投与兆易创合作启动总投资1500亿元的长鑫存储内存芯片自主制造项目，为国家在该领域打开全新局面，再次树立了国资企业参与产业投资的良好示范。

这个通过国有资本“以投带引”、做好产业投资的故事也作为合肥市发挥产业基金引领带动作用，以资本投资模式推动优势产业做强的案例，被写入了“合肥模式”之中。

在新能源车产业领域，合肥始终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芯屏汽合、集终生智”等重点产业开展靶向招商，加强新兴产业项目的引进。

2020年，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筹资70亿元，帮助蔚来走出“至暗时刻”；随着比亚迪、大众等龙头及配套企业先后进驻，合肥也帮助安徽省在新能源车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长三角又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伴随京东方、长鑫、蔚来汽车等重大项目带动，合肥逐步形成3个国家级、7个省级、10个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已于2020年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

合肥的投资也得到了丰厚回报：2007年合肥的GDP仅为1334.20亿元、全国排名56位；2021年，合肥GDP达到11412.8亿元、全国排名上升至19位，成为近十年我国主要经济强市中GDP增幅最大的城市。

截至“十三五”末，合肥国资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投资超1200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450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总投资近5000亿元。

不难看出，“合肥模式”重点是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发展，借助投资运营平台进行专业化、市场化、资本化运作的一种全新城市发展模式。

合肥国资重点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投资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加速整个产业的规模性发展。

这种模式中，国资虽然是出资者，但并不主导企业发展，而是积极发挥杠杆效应，吸引撬动社会资本，实现“四两拨千斤”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不过，这些只是对“合肥模式”感兴趣的投资机构分析和总结，而“合肥模式”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被关注。

合肥被誉为“最牛风投城市”时，有人不服气，觉得是合肥的运气好而已。

对此，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曾回应：“合肥不是‘风投’是‘产投’，不是‘赌博’是‘拼搏’。拼搏是抓今天赢明天。赌博靠的是手气，拼搏靠的是手艺。”

说白了，合肥拼的是投资前端，通过理性决策降低投资风险，尽最大可能降低项目的风险性。

合肥三大国资平台在决策前期会深入研判目标项目，重点关注和分析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行业格局、市场规模等情况，并委托专业机构对项目财务、法务、业务等方面开展尽职调查，确定投资可行性和方向。

等项目基本情况差不多摸透后，国资平台便果断投资引入高成长性项目，加速推动项目落地。

这其中的关键是，合肥不是参考以往政府与企业共建合资企业方式，而是由国资认购流动性较强的公司股权，公司拿到股权融资后在合肥落地项目。

既然是市场投资行为，那么合作机制上，即便是国资也同样签署了资本协议，明确抵押、担保、优先回购等措施。

因此，合肥国资为实现产业投资良性循环，在项目开展前即预留国资安全退出通道，当政府投资基金形成的基金份额或股权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时，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等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为新一轮项目投资积累资金，实现良性循环。

“合肥模式”另一个重点是构建了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形成“引进团队-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支持新项目发展”的产业投资循环模式，最大化发挥资本培育产业的效能。

在退出通道上，合肥市政府建立“公开转让、回购、定增装入上市公司、IPO上市”等资本市场退出机制，在完成相应产业落地与保值增值既定目标之后，便会主动退出。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合肥模式”最难复制的一点。

投资早期项目，风险很大，社会资本普遍“不敢投、不愿投”。合肥市政府对此策略是“让渡收益、风险共担，风险容忍、尽职免责，市场估值、协议退出”，通过诚意+专业帮助社会资本把握投资方向，实现共赢。

项目落地运行后，合肥市政府同意企业进行市场化估值，允许股权协议退出，将国有基金按照市场化估值进入，参照协议再退出。这样不仅保证了科技创业团队通过回购获得激励，更保障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

政府有了收益之后，再继续投入到新的产业项目循环操作，实现良性循环。

相信任何城市参考“合肥模式”时，前期的审慎与果断的投资都不会有大问题，但当项目运转起来，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后，政府能否保持战略定力，认真执行退出机制，继续保持政策连贯性，或许将是个问号。

说到底，利益面前能否像合肥市政府这样学会及时“放手”，将更多精力投入新项目的扶持，通过专业的股权退出机制，实现产业投资循环，这对每个城市都是一项考验。

合肥还有一个很多城市难以复制的优势：作为国家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以及继上海之后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合肥的科教资源十分丰富，才拥有那么多的世界级科创企业。

合肥以中国科技大学为核心，设立了7个国家级研究所，拥有30多个装备优良的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以及10多个大型技术物理实验平台，先后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又称东方超环，“人造小太阳”）和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两个重大科学装置。

这种科教实力对很多城市来说，只能是望尘莫及。

客观分析，“合肥模式”可以总结为：坚定不移投科创，进退有序调结构。只是这既需前瞻性的资本眼光，更需要可贵的战略定力。

这一切源自合肥市在投资领域坚持的长期主义，不被短期利益所诱惑，恰如当下中国的缩影。

沉淀力量创新求变，运转模式与时俱进，用光阴酿酒，倒入时代的杯中，方能品味到陈酿的芬香。